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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七十三章 亡国之君的亡国三策

    任何阴谋一旦曝光,那就摆在了台面上,就变成了阳谋。

    朱祁钰并没有太过在意会昌伯府余孽,或者说南衙僭朝的余孽到底会如何兴风作浪,秋后的蚂蚱,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
    他们本身就是失败者,既然能打败他们第一次,自然可以再次粉碎他们的阴谋。

    此时他们的卷土重来,只不过是送给大皇帝斩草除根的机会,找出那些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的世家大族,让他们交纳善款罢了。

    朱祁钰依旧在有条不紊的处理着公文,他手里拿着的是浙江、江苏、凤阳、湖广四省,应天、松江两府的刑名诉状。

    缇骑在四处的风闻言事,捕风捉影,稍有一点风吹草动,就是立刻扑上去查个水落石出,但是往往并没有什么收获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南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将近半年,无论有什么烂账,地方早已经擦干净了,若是皇帝到了发现了端倪,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干系。

    内帑太监林绣,户部郎中王祜,带着计省在紧锣密鼓的盘点着松江市舶司和南京、松江、宁波银庄的账目,他们查的真的很仔细,因为陛下许诺了,国帑和内帑,这次查账之中,谁查出来猫腻就归谁追缴。

    朱祁钰南巡并不是长期驻跸,这种查账,更像是外快性质的。

    很可惜,林绣和王祜忙碌了大半个月,也是一无所获。

    即便是有所亏空,半年的时间,足够南方诸司填补亏空了。

    朱祁钰当然知道,早早的放出了风声,南方诸司一定会提前准备,这是一场该配合演出时,大家都好好表演的政治剧。

    地方知道陛下南巡必然要查,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
    朱祁钰必须要查,就是知道没问题也要好好查。

    这也是他南巡的第二个目的。

    高压。

    南京皇宫缺少皇帝镇着,南衙的势要豪右、巨商富贾、宗族大户,早就忘记了被皇帝支配的恐惧,也就忘记了恭顺之心。

    朱祁钰对着于谦郑重的说道:“灾逋蠲免应当应追尽追,朕已经命令缇骑四处探查,无论是官绅勾结,还是缙绅挟百姓以令州县,朕都会在南巡之前,解决掉这个问题。”

    类似于仁和夏氏,逼迫仁和县衙灾逋蠲免,地方豪强大族倒逼县衙蠲免四成正赋之事,朱祁钰也下令让缇骑帮忙各地方政府追欠。

    大明欠税问题,历久弥新,蠲免和追欠的博弈,撕扯严重,朱祁钰来南衙也要解决这部分的问题,缇骑追欠可是物理追欠,他是直接奔着抄家去的,江南风声愈紧。

    正统元年起南衙诸府部分正赋折银百万两白银入京。

    但是在正统九年,凤阳、扬州等十四府被灾秋田粮,以十分为率,减免三分,其余七分,除存留外,起运者,照江南折银则例,每石征银二钱五分,送太仓银库,另项收贮备边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从正统九年起,南衙的正赋就打了个七折。

    这种事只有一种法子,那就是杀。

    要么做的天衣无缝,不被缇骑们翻出来,要么就承受陛下的怒火,破门灭户。

    “陛下英明。”于谦俯首说道,他高度赞同陛下的决议,并且坚决拥护执行。

    陛下要追欠,那自然要杀人,而且这次追欠涉及之人,绝不在少数,但是于谦并没有劝陛下仁恕。

    因为这次松江造船厂失火,会昌伯府余孽孙显宗内外勾结,彻底激起了于谦的怒火。

    捞点钱也就算了,把主意打到了陛下的头上,这就是失了大义,本就该死。

    朱祁钰不停的在桌子上敲动着手指说道:“于少保,朕曾听闻,两宋有三冗两积之弊,王安石为了改变,行新法,旨在国富民强,但是毫无疑问,他失败了。”

    朱祁钰说起了大宋朝的王安石。

    王安石在两宋的评价极差,到了大明的评价也好不到哪里去,在大宋批评家眼中,王安石和王莽、贾似道属于一个级别,都是【持宠养交,寖成大弊,扰民致乱,天下困顿。】

    儒以稽古,酌时斯正。

    儒学士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,先看看他是不是离经叛道,如果是,他做什么事,都是错的。

    这大约就是儒学的基本正确——崇古。

    崇古给儒学带来了两个必然,必然迂腐,必然落后。

    时代在变,局势在变,生产力在变,生产关系也在变,不分青红皂白的崇古,必然迂腐,必然落后。

    于谦倒是知道陛下到底在问什么,他想了片刻,笑着说道:“那是因为王文公变法失败了,若是成了,安有腐儒讥讽?”

    “皆因王文公新法并无大行天下。”

    王安石的变法,失败的原因,其实朱祁钰和于谦都心知肚明,倍之二字可以概括。

    以青苗法为例,青苗法是用备荒的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谷为本钱,每年两期,在正月和五月,按照自愿原则,低息借给农民,帮助农民度过黄青不接的同时,朝廷获得利钱。

    但是执行的过程中,发生了一些小意外。

    两期借贷,年息共计二分(20%),但是地方执行的时候,变成了每期息二分,也就是两期借贷十石,本息十四石。

    如此昂贵的利息,百姓们自然不想借贷,这比驴打滚还要多一分利。

    百姓不借?不借不行,你甭管是什么条件,都要一体借贷,全都要借!不借就派人去家里威逼利诱,无所不用其极,手段尽出,就是要强按牛喝水,就是要让你借钱买…

    这自愿原则,也变成了被自愿。

    这一套倍之的组合拳打下去,大宋几乎人人负债,而且利息高达四分,时间稍长就达到了六分!

    百姓们还不上钱怎么办?

    造反。

    两宋的民变,自从青苗法之后,从一年一次,陡升为了一年十次,走投无路的百姓,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向乡绅借粮求生了。

    民变沸腾,两宋平叛,也只能以诏安为主。

    王安石的变法失败,自然是因为宋神宗一命呜呼,导致了人亡政息,但即便是宋神宗能多挺十年,这青苗法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。

    朱祁钰对王安石变法倒是有些研究,无论是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,最后都变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枷锁。

    百姓苦不堪言。

    他将自己所了解的内容,和于谦说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陛下所知,亦臣所知,臣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。”于谦听完了陛下的话,想了很久,才十分郑重的说道。

    陛下站在了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,不带一丝偏见或者认同的论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,说的很全面了,没什么必须要补充的内容了。

    “所以,朕发现了,大明的官吏们其实不怕新政,相反他们非常期盼着有新政,因为无论什么新政,他们都可以把这些政策,变成发财的法门。”朱祁钰颇为认真的说道:“论生财有道,朕自愧弗如。”

    “然也。”于谦再次赞同,并且补了一句:“陛下圣明。”

    “哪里圣明?”朱祁钰笑了下,不甚在意的说道,他也就是随口一说,其实在思考着其他的问题。

    于谦立刻说道:“《春秋繁露》曰:仁人者,正其道不谋其利,修其理,不急其功。”

    “晋文公九年十二月晋文公薨,公子欢即位,晋文公下葬的时候,棺椁里有声如牛,晋大夫先轸说恐有兵戈之祸,果不其然,次年秦穆公调兵遣将,要攻打晋国。”

    “大夫先轸再谏,趁秦军立足未稳,翻山越岭兵将疲乏,进攻秦军,晋襄公公子欢应允,果不其然,晋军在崤山中途拦截秦军,秦军大败。”

    “秦军连一匹马一辆车,也没有返回到秦国,原因在于秦穆公cao之过急了。”

    “陛下躬节俭,不受献;永思至德,不私己利;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;德厚侔天地,利泽施四海。”

    “有仁智通明之德,故曰:圣明。”

    于谦说完便喝了口茶,一脸坦然自若,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实话,问心无愧。

    朱祁钰愣愣的看着于谦,而后嗤笑了下,并没当回事,于谦是正经的文进士,一张嘴上下一碰,就是引经据典,变着花样的、不带重样的夸。

    于谦看着陛下的模样,就知道陛下没往心里去。

    他的确是文进士,但是和陛下奏对,他从来都不是张口就来,这些话他也是观陛下所行,总结而来。

    陛下当政,看似搞了很多的新政,其实大多数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或者干脆对皇帝直接负责的新政,讲武堂、钱法、利柄、官厂等等,其实都是直接隶属于朝廷甚至是皇帝。

    譬如:贵州的六枝厂,直接划了一片归工部、兵部管理。

    陛下不给地方官员倍之的机会。

    陛下唯一推而广之的就是考成法,还激起了南衙僭朝的造反。

    反腐抓贪贯穿始终,四川戥头案、陕西冒赈案、山西盐引案、山东孔府案、南衙畸零女户案等等,以及最近发生的南衙科场舞弊案等。

    这些大案,遍布大江南北,每一案都是震动朝野的大案要案,几乎把整个大明的官吏大换血了一次。

    陛下这都是在整顿吏治,也是在遴选刚正有力贤臣。

    王安石的变法为何失败?太过于cao之过急,没有整顿吏治,就开始推行变法,执行过程中,就变了味儿。

    陛下在推行新政的时候,总是如此的谨慎小心,一如陛下至今不住皇宫那般慎重。

    这就是于谦说陛下圣明的原因,他有理有据,逻辑清晰。

    奈何陛下一个字都没放在心上。

    无碍,于谦已经整理成册,都送到了京中胡濙手中,胡濙是太子少师,教育皇子,尤其是教育太子朱见澄的时候,绝对用得上。

    王安石的失败,让大宋失去了唯一一次改变三冗两积的机会,王安石的求荣得辱,在两宋一遍遍的上演着。

    章惇、宗泽、岳飞、辛弃疾、虞允文等等名字在朱祁钰面前闪过。

    朱祁钰谈到了王安石新政,自然是想要推行一些新政。

    他手里有几种募集善款的好办法。

    第一个就是发行国债,提高短期利息,扩大宝源局纳储的速度。

    国债可以看做是钞法的一种,用一纸契约换取真金白银,等到国债期限到了承兑,实现朝廷和购买国债之人的双赢。

    户部尚书沈不漏…沈翼对国债之事并不认同,他认为大明的财经事务前所未有的健康。

    大明的国帑每年都有结余,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,而且每年的结余越来越多,宝源局的投资也开始初露狰狞,每年几乎翻倍的上交利润,在沈翼看来,即便是陛下不南巡募集善款,也足够支持以工代赈了。

    沈翼总觉得朝廷向民间借钱,有失体统,有损体面。

    现在大明国帑,一个字:阔。

    第二个办法,则是地产,大明在各州府县拥有极多的官舍,将这些官舍,按照朱祁钰在讲武堂聚贤阁外的水泥大别墅的标准建设,在配合地方特色加以社稷,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    第三个办法,则是彩票,这个彩票可以得到一股庞大的现金流,来补充大明因为以工代赈的巨大投入造成的财政压力。

    三十六枚飞钱搏一搏五万银币。

    十八枚飞钱可以购买一斤猪rou,大约等同于一分银,一两银子等于一百六十分银,五万银币等于八百万分银,等于八百万斤猪rou,等于一亿四千四百万飞钱,也就是十四万贯左右。

    彩票这东西,在中原王朝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。

    南宋的时候,就有关扑,卖的不是纸票,而是一种牌子,名叫笏,这玩法种类繁多,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赢钱,而后又扩展到了车马、地宅、歌姬、舞女等等,皆依约以价而扑之。

    南宋实际上的都城临安,号称:“有三十六条花柳巷,七十二座管弦城,更有一答闲田地,不是栽花蹴蹴鞠。”

    而宋高宗赵构,更是组建了两只皇家蹴鞠队,分为左右军,而民间则以俱乐部齐云社为主,经常组织全国性的蹴鞠大赛,这自然少不了关扑,售卖笏钱。

    临安城粪霸赵构,自然不会放过这等赚钱的机会,赚的盆满钵满。

    赵构当皇帝称职不称职不论,但赵构绝对是个合格的资本家。

    这三种方式,无论朱祁钰用哪种,礼部尚书胡濙都能找出历史渊源来,为陛下的决策洗地,历史长些,大约就是这个好处,好事坏事,都能自古以来。

    朱祁钰斟酌再三,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谦。

    “陛下…这…”于谦呆滞的看着陛下,他终于明白了为何陛下好端端的说起了王安石变法事,原来在这里等着呢。

    于谦斟酌了一番说道:“陛下啊,第三策臣以为为下下策,松江府旧院、应天府神乐仙都、京师东西斜巷胡同,都是游堕之民、黑恶集结之地,常常滋事,这关扑助长黑恶,致道德沦亡。”

    “斗升小民本就困顿,关扑厚利,必然引起争相追捧,百姓本困顿,此策大行民生愈苦,臣以为不妥。”

    在于谦看来,这第三策关扑彩票之事,是下下策,是亡国之策,会导致道德沦亡,万万不可。

    “至于这第二策,臣以为乃是下策,李宾言请旨,请官舍改建为大明匠城,为各地官厂家眷院,襄王在贵州践行利柄,大明各州府若想不受制于人,再无这挟百姓以令州府事,则以利柄大行天下,臣以为方为正途。”

    大明各州府县主佐贰官,不想站着把官儿给当了?

    但是大明官员也没办法,不依靠地方缙绅宗族,连打折的正赋都收不齐,朝廷问罪,百姓叫苦连天。

    利柄论之说,堪称国之良策,朝廷与地方,地方与缙绅争权,利柄二字可定胜负。

    什么是权?不就是分配地位吗?

    不占有生产资料、不占有劳动本体,怎么占据分配地位?

    李宾言致力于匠城的建设,就是先行一步探探路,看看让士农工商的工匠们,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    匠城就是工匠的合力的具体体现,而各州府县的大量官舍的确要改建,不过不是贩售,而是分配给工匠,建造集体性质的家眷院。

    “至于陛下所言国债,臣不精通财经事务,倒是觉得并无不可。”于谦对于陛下的第一策,也摸不准。

    在于谦看来,国债和宝源局纳储,只是在利钱上,有所区别,并无二致。

    有区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