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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至天光暗的时候，他在村口昏黄的光亮下，偶然瞥见这姑娘玲珑的侧脸，竟会没来由地想起孟春水。眉眼和轮廓可能是有一些相似的，但赵维宗已经逼迫自己忘掉孟春水的模样——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能想他，现在想的都是好的，这不是自虐吗，等过几年，他差不多快把孟春水给忘了的时候，再开始想，那就能把他骂得狗屁不是了。

于是当他眼前是这位淳朴善良的姑娘时，他责令自己脑海中也是她，不许自己再想任何人。

闲暇的时候，他也跟姑娘零零碎碎地聊过不少闲天，尽管俩人一个是标准京腔，一个是纯正鲁调，但北方的方言总有些共通之处，基本能彼此听懂。赵维宗得知，这姑娘叫孙冬梅，从小没在怎么出过这小小的村落，只去县城里赶过集，娃娃亲也早就定好了。他还得知，冬梅是红绿色盲。

“你们看红花是红的，树是绿的，”孙冬梅这么说，大大的眼睛中有一丝薄薄的哀伤，“我看它们，都是黄的，有的深黄有的浅黄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我是色盲呀。”

孙冬梅又说：“你们城市里是不是有很多的红绿灯？路上也有很多车？我肯定会害怕的，我去过县城，太可怕了，我知道我一辈子都不敢过马路。”

“我有个朋友跟你一样，但他很会开车，我要他过马路好好看红绿灯，他就一直很听话。”

这话说出口，赵维宗就意识到自己又破了戒。可当孙冬梅羞赧地问他：“那个朋友跟你一定很好吧？”的时候，他还是客观地说：“非常好。”

他确实对孟春水恨不起来。至少曾经他们带给彼此的快乐是无辜的——那确实是长在他心上的刺，可同时也是他流在血液里的暖。人的细胞里里外外代谢一轮都要好几十年，更何况把一个人从心里代谢出去呢？

并且他能猜得到，孟春水现在，绝对不比自己快乐多少。这么一想，心里就多了些卑鄙又刺骨的快感。

任务完成之后，赵维宗对枣庄并无很多眷恋，当他坐上回京的列车时，发觉孙冬梅的面容已过目即忘，而她在他心中勾起的，有关另一个人模样的回忆，却是越发难以磨灭。此时一年期已满，赵维宗回京是要等公司再商讨是否续约。

四时不见，北京的暮夏一如往年，天色发灰，风很吝啬。赵维宗在出租屋里彻头彻尾地打扫了一回卫生，又把自己收拾整齐，然后便动身去了方家胡同。数月以来，他手机通常处于无信号状态，对家里的情况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。

他想meimei考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去追求自由？又想母亲还在生自己气吗？身体有没有好点？找到肾源了没？还有那个杨遇秋呢？她还在那么执着吗？

拔出钥匙又推开院门时，一种尘封的熟悉感扑面而来。雨棚上葡萄藤绿得发黑，自己种的郁金香，竟也冒出了些短芽。那一刻赵维宗才觉得自己真正回到了这座城市，才明白回家的感觉确实是幸福的。

“爸，妈，我回来了——”

院里确实静得出奇。不一会儿赵初胎跑了出来，赵维宗轻轻抱了抱似乎又苗条了许多的小丫头，逗趣道：“怎么，高考完没去疯啊？”

赵初胎有些陌生地看着他，半天才道：“你工作完了？”

“告一段落吧，爸妈呢？”

这时赵维宗看见父亲也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头发全白，面色青灰。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的意思。

赵维宗往里走了两步：“妈还跟里面躺着呢吧，我看看她去。”

父亲突然大喝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赵维宗兀地停下，瞪大眼睛看着父亲。

父亲方才凌厉的眼睛却立刻暗淡了，语气也变得如失力般干涩：“进去给你妈跪一会儿，烧两柱香吧。”

“没事烧香做什么？多不吉利，”赵维宗怔愣片刻，随即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笑容，他下意识举起手来，好像在跟谁投降一样，“爸您别跟我开玩笑了。不好玩。”

父亲无可奈何地摇头。

赵初胎却大叫：“哥，你还不懂吗，你别装傻了，mama已经不在了，三月份突然恶化，四月份走的，”说着眼中无声地冒出一串串的泪珠，“当时她想跟你再说两句，就打你电话，可是，可是我们打不通。”

“开玩笑，”赵维宗立刻跑进堂屋，“好端端的你们不能商量好了一块逗我呀！”

他想尿毒症又不是绝症，当今时代，有钱不就行了，有钱至于死吗？当初是他跟父亲努力瞒着meimei不让她受影响，怎么可能母亲死了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？

太荒谬了。

在做梦吧？

但当他在堂屋正当口，从前摆貔貅的位置上，看到黑白的母亲笑得和蔼时，终于意识到，荒谬的是他自己。

一年对于孟春水来说，过得很快。

正像孟兆阜想要的那样，他在公司里爬得迅速且平稳，并从不犯错，于是孟兆阜给了他更大的自由与信任，自己则常年待在疗养院里，对付脑子里的肿瘤，畅想抱孙子的未来。

孟兆阜到后来甚至把很大一部分核心账目都交给了他，包括侵吞公款在朝阳区建私人美术馆的那个项目。那美术馆取名“诚城”，被规划得非常豪华前卫，却又不失匠心，是孟兆阜当初托关系找了个普利兹提名设计师做的方案。

别人贪污都是给自己购置产业，唯独他孟兆阜喜欢弄些风月。实际上，单是请那个大师，就从公款里吸走了在市中心置办三套房子的钱，加上这几年孟兆阜四处潇洒享乐，做的各种假账，早就已经是天文数字。

还不够多，但是快了，要把一个人一辈子放在监牢里，其实也不是件难事。随着美术馆的开建，各种各样的资金都要从公司账目里出去，而他自己正是这一切的直接证人。

这让孟春水感到轻松，尽管能猜到父亲执意建美术馆时心里想的是谁，但他总归知道自己离达成目的已经不远。

不过，这一年他也算不上心无旁骛地工作——有时还是去各处找过赵维宗，想偷偷看看这人近况如何，然而却从未找到过。可能在躲着自己吧，孟春水想，这样也挺好，赵维宗应该并且早晚会有新的生活，悠闲、简单、在阳光下，远离自己这个混蛋的那种。

可你要说孟春水真的把什么都放下了，也不尽然——他每个月都往方家胡同那个地址匿名寄一笔钱，全部来源于自己的工资。孟春水把这归为一种补偿的心理，当他钱包空空地蜷缩在办公室的窄沙发上睡觉时，心里想的是自己的钱可能会被拿去治赵母的病，于是心里就得到了片刻的安宁。

那天他加完班之后去邮局汇好了这个月的钱，又去公司食堂吃了些剩到最后的冷饭残羹，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九点出头。冲凉过后他在电脑前